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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孔子所独有的一套历史文化哲学，固非无据而来。

而凡于其自己所见愈亲切者，于旁人意见所在愈隔膜。讲学问便妨碍了做事，越有学问的人越没用。

我无意中走上的路是怎么样一条路呢？就是我不知为何特别好用心思。古之人早都解决，而后之人不能不从头追问起。实则哲学上问题亦非总未得解决。前人的主张，今人的言论，皆不致轻易放过，稍有与自己不同处，便知注意。譬如生理卫生、物理、化学、天文、地质各种科学，今天懂得一个问题，明天就可以去求解决一个新问题。

周、秦、希腊几千年前所研究的问题，到现在还来研究。学哲学最不好的毛病是说自家都懂。人道必本于人心，因为人群社会之成立要以人之道德人格的养成为基础。

(54)宋儒以学不见道为标准排击汉唐，而钱穆则批评说：宋明儒论学，必以有志适道者始谓之学，故若于游艺、博文之学，皆摈之于学术之墙外。孔子又曰：参也鲁，是曾子姿性较钝，不似后代禅宗所谓顿悟之一派。而对于宋明儒乐道的曾点气象，钱穆则言：本章‘吾与点也之叹，甚为宋明儒所乐道，甚有谓曾点‘便是尧舜气象者。(19)人类情感相通，人心之所同然者就是理。

而孔子一生事业，亦胥由其恳至而浓郁之感情成之也。(38)如上所论，他也同样不同意清代汉学因反理学而作的异说，他评论说： 《论语》，异说尽多。

所以他说：孝弟指心，亦指道。不知忠恕固属行事，亦确指心地。而在近代人心中，却又看不起宋明，这就自相违戾，不成条贯了。《论语·尧曰》历叙尧、舜、禹、汤、武王所以治天下之大端，而又以孔子之言继之，汉代公羊家以为是孔子有以新王自任之意，此即以《春秋》当新王之说。

说：三代之久，而知民之所毁誉，莫不有直道，如禹、汤、文、武、周公莫不誉，桀、纣、幽、厉莫不毁。尤著者，则为汉宋之两壁垒。孔子言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快乐与悲哀过了分，不仅伤了自己，也会伤了别人。(83)正如他以孔子为由史学转入心学，必有心、史二维类似。

此路径之缺陷诚然有之，但其贡献亦不可抹杀。正如徐复观的批评：钱先生因把人自身的问题，附属于外在的自然上去解释。

(89)史华慈：《思想的跨度与张力——中国思想史论集》，王中江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6页。如阳明说：只是非便尽了良知，只好恶便尽了是非，与孔子所言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相应。

然则私人道德之与政治事业，岂不如影随身，如响随声？此亦古今通义，非迂阔之言。这场论争可被视作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朱陆之辨。他反而对《论语》中部分文字的真实性表示怀疑，(60)如此则更不能脱离《春秋》。(90)(94)钱穆：《孔子与春秋》，《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08～309、317页。但礼必随时代而变，此乃礼之时(42)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76页。

(23) 人道本于人心，五常如此，政治亦不外此，政治亦人道之重要一端，钱穆解释《为政》第二十章临之以庄则敬说：上能以恭庄严肃临下，其下自能知敬其上，此乃人心美德相互间之感应。(49)对于朱熹与阳明差异甚大的克己复礼一章，他也是采用了阳明之说，以克己为由己，(50)《论语新解》中正是如此。

1948年发表的《周程朱子学脉论》中即说：孔子当时，本对政治抱有一番兴革之宏愿。而钱穆将孔子之学仅仅限于人道的范围，置性与天道于不顾而忽视孔子之学的超越维度当然也有问题。

世不重名，则人尽趋利，更无顾虑矣。(14)钱穆：《史学导言》，《中国史学发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7页。

及其有天下，任贤使能，亦非私天下于一己。若追溯其源，钱穆早期的《四书释义》中已经持此看法，在此书的例言中他特别强调：以四书为四子书，为孔、曾、思、孟之道统象传，实为无稽之说，殆无再拘守信从之意义矣。此皆述其有关《论语》与孔子之专著，若综观其相关之单篇论文，则更为洋洋大观。而此章尤见双方之歧见。

宋儒因受禅宗秘密传心故事之影响，以之解释此章，认为曾子一唯，正是他当时直得孔子心传。(62)(63)(64)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十八讲》，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15～116、117、142页。

因此，我不喜欢先心觅性，而总主张即心见性。(89)这是他从思想史上对孔子的历史定位，而这一点尤富现实关切。

钱穆特别揭示孔子之心学，正是与此有关。并直陈名亦孔门之大教，而这一讲法正是本于他对《春秋》的理解，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惧此名而已。

与希腊哲学相比，他们是冥想空论多过了实事求是。无情感，还讲什么文学史学，乃至于理学。不过，需要分析的是，钱穆所说人道人心与前人相异。但对于钱穆将价值奠立于情感之上的观点，我们不能不表示怀疑，以情言心的说法较之朱熹的性即理和阳明的心即理都未免太过于经验化，似乎正是将价值的源头安立在经验性层面，也即理学所说的已发之用的层面。

(56)解释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一章也说孔子能心知夏殷二代礼之意与所以然，博学深思，好古敏求，据所见闻，以会通之于历史演变之全进程。情感之重要性决不能抹杀。

这一开放与包容的思想史态度在当时恰恰是难能可贵的，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对礼教的批判，也不同于康有为、廖平对孔子的极度抬高，亦不同于当时的哲学史家对于孔子的定位。我毋宁采取近代西方旧心理学之三分说，把情感意志与理智同认为是人心中重要之部分。

(51) 重学脉，则须通观历史，有一思想史、儒学史之视野。⑩(12)钱穆：《辨性》，《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30页。